为什幺学者治国很恐怖?





某日闲来无事,在网路上不小心浏览到经建会主委管中闵博士当官前在台大发表「我的学思历程」的讲稿,才知道他在质询台上那种「不要命的自负」(TheFatalConceit),是来自当年「努力就会成功的」学术训练所养成。

为什幺学者治国很恐怖?

不过这位计量经济学的高手,在政治实务上显然适应不良,才会对GDP不如预期解释出「没料到消费这幺疲软」这种鬼话。其实,物价上涨导致人民的实质所得降低,自然消费就会疲软,这是随便路边问个人都知道的事情,这位经济学家的「没料到」,正突显了他过往的学院人生和现在的官场人生和民众有多脱节。

学院和社会脱节一直被诟病,学者对于社会提出的建言,也往往因为被认为是不可行的「书生之见」,而无法获得广泛的认同。又或者说,学者之见往往只见于少数人阅读的学术期刊,影响力相当有限。偶而集结对于公众议题发出声音,却有往往不是被特定媒体操弄为政治喊话,要不然就是言论一下又因为没什幺特别而被淹没在口水海中。甚且,无论是惨遭操弄或者无疾而终,所述言论对于社会而言,大多不痛不痒。清议沦落如此,当然令人浩叹。

前一段时间,先是读了不少司马辽太郎的作品,然后又因为对于他的反战立场的确认,而陆续读了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和动画大师宫崎骏的自传。司马在历史小说中追寻日本的原型、安藤视建筑为「让人们齐聚一堂,可以相互对话的场所」,而宫崎骏则随时困扰于自己对战争的矛盾感,与对当代日本的批判。读他们的作品,总是吸引着我思考对于「过去」与「未来」的种种想像。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学院里的大学者,但检视其学思背景,发现他们都没有博士学位,其中安藤忠雄连大学都没读过。但这些人对于日本的影响,应该远超过学校里的知识份子吧?

要讲起没读大学的知识份子,就一定要提起2006年过世的美国作家JaneJacobs,她的《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》(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,1961)被认为是与《资本论》、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等名家同级的美国社会学百大经典。但很多不认识她的读者都不晓得,这位欧巴桑只有高中毕业,这本经典的文字轻鬆易读,之所以经典,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本真正为居住在城市的人们而写的作品。书中所极力批判的,正是美国战后兴起的「都市计划」学说,这派学说认为金融区应该是金融区、公园也应该要是公园,都市需要缜密且专业的规划,才可以发展。

但Jacobs却指出,那些规划都太理论,理论化到忘了城市里面住了人。她以街廓为例,认为街廓的存在有其生物多样性的共生意义,小朋友在街道上玩耍,那些三姑六婆式的自然监视,其实远较在公园里游戏安全。每次读到这段,就会很想搏杯问Jacobs对于当前满街监视器的世界有什幺批评?

Jacobs对于当时都市计画学者所推崇的「郊区化」也採取批判的态度。她认为郊区远无都市生活的有趣,而间接形成的卖场与高速公路文化,也导致了汽车的氾滥。她批判那些规划学者只想盖美美的社区,却忘了人才是社区里最重要的主体。

Jacobs是一位城市生活的支持者,她认为都市生活具有公众性的意义,邻里街廓也有其自我管理的功能,这些都是在冷冰冰的郊区没办法感受到的。简而言之,Jacobs认为都市应该在尊重现状的情况下进行改善与更新,而不是为了成就学者的实验魅力而「砍掉重练」。

她回归本质的说法得到广大的支持,其中一位支持者RussellJacoby在《最后的知识份子》(1987)中给都市计画学者补上一刀,他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,为什幺美国在70年代后,就不再有学院外的公共知识份子了?他举格林威治村(GreenwichVillage)的没落为例,指出城里的租金上涨,知识份子租不起房子,只好搬到郊区去,郊区自然没有都市的能见度,知识份子无法生存,只好转入当时正大量扩张的学院里。Jacoby说,美国已经不再有不来自学院的公共知识份子,他们莫不以学校为中心,以极少数人阅读的专业期刊为沟通平台,「屈从于一种新的拉丁文,亦及一种脱离大众生活、卖弄学术的新风气」。

处处都很「美国化」的台湾,其实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。都市的房价不断攀升,导致了在都市活动的年轻人被迫往郊区搬迁,让都市渐渐失去了活力。北台湾的人口版图正在变化,台北市民不断的净移出,如果房价持续攀升,谁知道二十年后台北市会不会没有青年人口居住?东区的夜店里面都是老人在跳舞?

这幺说当然夸张化了,但持续的房价攀升,确实会导致人口结构的调整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。前阵子某房屋公司董事长为了澎湖设赌场一事发表了高见,他的见解我大多不同意,但其中一句话我却觉得荒谬地有理,他说,澎湖不是适合养老的地方,大安区才是,因为那里的医疗资源最丰富。

儘管台湾知识份子的学院化不是因为郊区化所导致,但知识份子学院化的确是一个事实。学院当然不是轻鬆的地方,但学院的忙碌,导致了知识份子把大多数的心力都放在升等、补助,甚至因此而屈从于研究经费的权力之下,自然就失去了EdwardSaid在《知识份子论》(1993)一书中谈到知识份子该是「业余者」的可能性。

而知识份子往学校走,甚而将自己限缩于象牙塔的学术拉丁文内,更导致了公共批判的不可能,因为他们的语言已经失去了与民众对话的能力。更恐怖的是,当这些学者拥有稳定的职涯,再想「学而优则仕」的同时,他们已经在校园里度过了与社会截然不同的数十年青春,于是,像管中闵这样优秀的学者,就会说出「没料到消费疲软」之类的蠢话,帮助大家见证了所谓「学者治国」的恐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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